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由当时的世界五强,即英、法、美、日、意五国操纵重新瓜分世界。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巡警、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取消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等正义要求，但都遭到拒绝。在中国代表提出，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殊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时，日本代表却无理提出德国在山东的特殊权益应该无条件让与日本。4月29日至30日，英、法、美三国在议定巴黎和约中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时，完全接受日本的提议。政府屈服于列强的压力，竟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5月3日晚，北京大学1000多名学生和十几所学校的代表，集会于北大法科礼堂，会场上群情激愤，一位学生当场咬破中指，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5月4日，北京大学和十三所大中专学校的3000余人到天安门前集会，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6月 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和会的签字仪式。近代以来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的先进分子，并开始投身到中国共产党的战斗行列，蔡晓舟就是其中代表之一。

蔡晓舟，合肥人，生于1885年，牺牲于1933年。在近代安徽民主革命运动中，他先后参加了“五四运动”，与杨亮功合编了记录五四运动的第一本史料集——《五四》。他是安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组织领导者，安徽大学领衔筹建者，吴山庙革命起义的主要领导者。蔡晓舟为中国早期民族解放和新文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1908年，他参加了熊成基领导的安庆新军马炮营起义。起义失败后回到合肥，力倡开办学堂。民国初期在甘肃工作多年，任过盐运官。后到北京，先在北京大学总务处工作，后经友人推荐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蔡晓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4日在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中，蔡晓舟积极投入了这场斗争。此间，他曾撰写过《白话文研究法》一书，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主办进步刊物，唤起民众觉醒

五四运动爆发刚刚两个月，在北京一所公寓里，两位安徽青年正在紧张地编撰史料集《五四》。这本书详细记叙了五四运动的经过，介绍了五四运动在各地的反响，并辑录了社会各界的重要函电及有关资料。不久，这本25开本铅印的小册子开始在北京街头出现。

编撰《五四》书的两位安徽青年，是对表兄弟。表兄蔡晓舟，合肥人。表弟杨亮功，巢县人。当时，蔡晓舟在北京大学任职、杨亮功也在北大读书。他俩与北大著名皖籍教授陈独秀、胡适、高一涵、李辛白、程演生等交往密切，并深受他们的影响。五四前夕，蔡晓舟即积极追随陈独秀、胡适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五四运动中，蔡晓舟、杨亮功与北大学生一起，参加游行示威，接受斗争的考验。随着五四运动在全国各地的迅猛展开，蔡晓舟和杨亮功感到，必须把这场运动的经过及其发展如实记载下来，激励国人前赴后继，使五四精神得以发扬光大。正如蔡晓舟在《五四》书的序言中所说：“我北京学生‘五四’一役，涵有二：

一为国家争主权；一为平民争人格。前者所以使外人知，吾民有血性，而杀其觊觎之心。后者所以使公仆知，吾国有主人，而正其僭窃之罪。虽然，是二义不可徒立也。非具有牺牲万有之精神，莫启其端；非得前仆后继之实力，莫刈厥果。‘五四’特启端耳。安可无明确记载，向其旨趣于人人。此敝同人所以不揣谫陋，而有《五四》之书也。”

当时，蔡晓舟、杨亮功二人既是这本书的编撰者，又是发行人。该书版权页上印有“总发行：北京后门三眼井十五号蔡寓”。在军阀当局限制出版和言论的严厉措施下，编撰和发行这样一本书，无疑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这本书封面上的“五四”二字，由杨亮功题署。封二刊有“五四编辑社致全国学界各界诸君”的启事一则。全书共分六章：一、五四运动之前因，二、五四学生示威之始末；三、五四运动各界之响应；四、舆论；五、文电录要；六、附录。该书编者根据自己的亲历亲闻，并参考辑录当时的报刊和各类宣传品，在1919年当年编撰并出版的这本书，不仅对当时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至今仍为研究五四运动史的学者所珍视。六十年后，该书编者之一，曾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的杨亮功先生，在回忆《五四》一书时，也认为它“保存了许多现在已无法找到的原始资料。因此，此书为研究五四运动的学者所无法或缺的。”（《五四一甲子》）。新中国成立后，《五四》一书受到有关研究部门的重视，曾被节录编入《近代史资料》等书。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前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爱国运动》上册，收录了《五四》书的前三章。国内一些关于五四运动的专著，也分别引用和参考了这本书所保存的资料。

编撰《五四》一书，是察晓舟和杨亮功在五四运动初期一次有意义的合作。一年之后，在北大皖籍教职员酝酿成立“旅京皖事改进会”时，他俩双双被推为该会文牍干事，共同参与该会周刊《安徽》的编辑工作。1921年前后，这对表兄弟相继回到安庆，蔡晓舟执教安庆法政专门学校，并主编《新安徽》杂志。杨亮功则任安庆省立一中校长。此后，这对表兄弟仍像当年在北大那样，密切配合，并肩战斗。

这期间，蔡晓舟在安徽进行革命活动。他在安庆和王步文等人主办了《黎明周报》、《安庆学生》和《洪水》等进步刊物。又相继创办了“工读夜校”、“工商夜校”和义务小学，以报刊、学校为阵地，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1年初，蔡晓舟联络各校的学联负责人，在怀宁县学宫义务小学内召开了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备会议。后在安庆高井头开办文化书店，并经常召开“共产主义座谈会”，宣传马克思学说。1921年4月，蔡晓舟在安庆菱湖公园主持召开了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王步文、周新民、舒传贤、许继慎等四、五十人。此后，他以教师职业作掩护，广泛开展革命活动。

6月，安庆省立一师、一中学生千余人结队前往省议会对军阀倪道火良、马联甲等十年度教育经费屡搁不议进行抗议，遭到马联甲、倪道熄的毒打和屠杀，制造了血腥的“六·二”惨案。在“六·二”惨案的斗争中，蔡晓舟不仅是积极的参加者，而且是主要的领导者之一。他主办的《新安徽》旬刊，对军阀官僚政治进行了猛烈抨击。刊登论述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在青年学生中影响较大，被称作“皖省之警钟”。蔡晓舟本人也因此受到省城广大青年的爱戴。

1922年“五一”劳动节，蔡晓舟在安庆《评议报》上发表了《我对于今年劳动节的感想》一文，提出劳动者要排除寄生虫的侵害，只有团结起来战斗才有力量。同时还发表了由他执笔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敬告工人》的文章，阐述劳动者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重要意义。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安庆学联联合教职员联合会、报馆、商会、工会等，组成了安庆“二・七”惨案后援会，由蔡晓舟任负责人，主持在黄家操场召开有数千名学生参加的声援“二・七”惨案大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组织募捐。为了扩大宣传，蔡晓舟还主编了《“二七”惨案特刊》揭露事实真相，号召社会各界声援。

断指明誓，筹建安徽大学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安徽人功不可没：孙家鼐、吴汝纶等参与创办了京师大学堂;陈独秀、胡适、陶行知、光明甫、刘希平、高语罕、朱蕴山等，都以各种形式参与了高等教育的实践。五四运动前后，鉴于安徽高等教育的落后，一些有识之士屡有在安徽“办大学”之议，社会各界酝酿筹建安徽第一所大学。

1921年底，皖籍教育界、军政界部分人士发起成立“安徽大学期成会”，领衔的合肥人蔡晓舟不惜断指“誓死争取筹建安徽大学”，向皖籍教授专家和知名人士等筹措经费，并被推选为安徽大学筹备主委。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安徽大学终于在1928年建立。1928年4月5日，经考试录取的172名预科生到省城安庆报到。4月10日，安徽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合肥人刘文典以文法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首掌安大校务(当时没有校长)。

“人人可以读书报，人人可以操笔札”

1920年初春的一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收到该校一位职员送来的一叠书稿，这位职员就是蔡晓舟。当时，蔡元培和蔡晓舟的关系超过一般同事关系，这是因为蔡晓舟的夫人邓春兰，就是经蔡元培亲自决定首批进入北京大学的九名女生之一。

1919年夏天，远在甘肃的邓春兰，上书蔡元培，呼吁国立大学招收女生，并舍下两岁多的爱子，不顾万里跋涉，辗转入京，坚决要求首先入学，“以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不久这封《春兰上蔡校长书》在京沪等地报上相继刊出。蔡元培深受感动之余，又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乃于1920年2月，录取邓春兰等九名女生入北京大学。这是我国历史上男女合校后第一批女大学生。因此，对察晓舟、邓春兰夫妇，蔡元培十分器重。

这本书稿是蔡晓舟研究白话文语法的专著。当时，白话文运动风起云通，势不可挡。“国语统一，言文一致”的口号已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但是，由于没有关于白话文语法的专著，给讲授和普及白话文造成了困难。北京大学当时是全国白话文运动的中心，全国广大青少年争相阅读以《新青年》、《新潮》为代表的白话文刊物。在北大任职期间，蔡晓舟追随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为提倡和推广白话文运动而大声疾呼。蔡晓舟认为，文字改良的目的，是要达到“人人可以读书报，人人可以操笔札”而文字改良，则包括“改良古典的文字而为通俗的文字”和“改形体的文字而为音符的文字”两项内容。他所说的“改古典的文字而为通俗的文字”，就是推行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为了弥补白话文语法上的不足，他经过一番潜心研究，终于写出这部题为《国语组织法》的书稿。成稿后，就将书稿送给北大校长、国语研究会会长蔡元培审定。

当时，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已正式通过“推行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案。1920年1月24日，教育部训令规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蔡晓舟的《国语组织法》应时而生，深得蔡元培的赞赏。同时，蔡元培把一些有疑问的地方一一标出，交给蔡晓舟订正，鼓励他把这部书稿拿去出版。不久蔡元培欣然为《国语组织法》作序介绍。同年5月，标有“蔡元培序、蔡晓舟著”的《国语组织法》，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在《国语组织法》中，蔡晓舟把词分为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副加词、媒介词、承接词、语前补助词和语后补助词等九大类，逐一加以讨论。此外，还就“语句的根和语句的干”、“语根语干的盆枝”、句子、标点符号以及词的用法等内容，分别作了论述。这本书出版后，很受读者欢迎。同年10月，该书已出第3版。当时报纸在为第3版《国语组织法》所登的广告中，特别指出：“是书经蔡元培先生审定，认为是中国语法第一部。凡小学教授、师范学生皆不可不读”。

领导吴山庙起义

1924年，蔡晓舟到了上海，尽管身无分文，处于困境，但他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革命事业的重任。他向友人借来一点钱，在亚尔培路附近的一个弄堂里办起了“工人业余夜校”。一方面教工人群众识字，另一方面向工人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同时和王步文在上海重新出版了《黎明周报》，揭露安徽贪官污吏祸国殃民的罪行，团结安徽流亡到上海的青年学生继续开展反对安徽军阀的斗争。这一年，经过党组织考验，他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11月，为迎接北伐军入皖，蔡晓舟从上海秘密返回安徽合肥，同共产党员李云鹤（原名郑鼎）及进步人士许习庸等人在合肥北乡串联了300余人的地方武装，于11日在吴山庙小营盘成立了“安徽讨贼军第四路军司令部”，蔡晓舟任司令，李云鹤任政委。11月23日，在蔡晓舟等人的率领下，起义军向合肥城进发。军阀陈调元闻讯后，调集3个团和1个炮兵连及1个机枪连的兵力前来围剿。在蔡晓舟的指挥下，起义军在合肥北乡的四十埠与敌军短兵相接。经过激战，起义军阵亡4人，蔡晓舟衣服边被敌子弹击穿终因寡不敌众而被迫撤退到古渡岗。敌人又调集寿县、定远、凤阳、合肥等地的地方反动武装及北洋军阀军队来围剿起义军。为保存武装力量，蔡晓舟、李云鹤等起义军领导人决定，部队分散隐蔽，伺机再起。吴山庙起义在军阀和地方武装联合进攻下失败了，但此次起义敢于推翻军阀统治、敢于打击帝国主义势力的斗争精神将永远载入合肥人民的革命斗争史册。

吴山庙起义失败后，蔡晓舟离开合肥到外地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31年，蔡晓舟应马云亭的邀请，又回到安庆任区长训练所所长，不久，他辞职赴京，从事著述工作。1933年，他在北京任“安徽中学”校长时，因为继续从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忌恨。8月，他在离校返家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①，时年48岁。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与劳工为伍”的重要实践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五四运动前后，各地新生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这些社团大都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以弘扬民主和科学为己任，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积极研究和宣传新思想。蔡晓舟等一大批先进分子相继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深入工人群众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壮大，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干部条件，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作出了不朽贡献，同时，为中国近代文化的进步亦作出艰辛努力和贡献，人民会永远记住他们。（刘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