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肥东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案件中的当事人未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就发放业务提成签订书面协议，离职时还有11余万元工资及提成并未兑现，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据悉，2019年7月1日，曹某入职某科技公司工作，任公司智能运营中心担任副总经理，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对于工资标准、构成工作内容等均系口头协商，并未签订书面协议。庭审中，双方均明确，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12月，曹某月工资为10000元。自2021年起，某科技公司每月实际向曹某发放15000元。曹某工作至2021年10月底，某科技公司支付曹某工资至2021年9月。

法院经审理查明，常某系某科技公司的实际运作人，2020年12月22日，常某向曹某发微信：“曹某，你发的协议我抽空看了，……考虑到绩效和公司进一步发展，再发放给你10万元（半年内分次付清），若后面新公司成立，帮你垫付5万元作为入股本金。明年的规划肯定要达到人均产值100万元，我想通过努力这是能够实现的，不是过分的要求，在此前提下，每月发1.5万，承接项目销售回款额提2%，软件类可按10%提，还有承接的项目10%提……”2021年5月21日，曹某发送微信向常某催要该10万元。常某回复同意。

2021年6月15日，曹某向常某发送一份提成结算单，载明提成28800元，同时发送了技术咨询服务协议，并告知常某。2022年1月15日，曹某发微信给常某“……还有之前的10万剩余的7万未支付”，常某未回复。于是，曹某向肥东县仲裁委申请仲裁，某科技公司提出反仲裁，双方均不服仲裁结果向肥东法院提起诉讼。

另法院查明，某科技公司（甲方）与某公司（乙方）签订技术咨询协议，约定，乙方就某产品及项目技术方案进行咨询，并支付咨询报酬，技术咨询报酬总额为128800元，由甲方在合同期限内一次性支付给乙方，乙方开具普票。2020年6月15日，曹某将技术咨询协议发送给常某，2020年6月16日，曹某以某科技公司运营中心的名义将该协议发起申请后经过审批、盖章流程，流程单显示常某于6月17日已同意，并抄送公司会计已读。

2022年5月28日，某公司出具证明载明，某科技公司承诺发放曹某10万元工资及28800元销售提成，因常某让曹某提供发票，曹某没有发票，故以某科技公司的名义与某公司签订《技术咨询服务协议》，由该公司开具发票，并收取128800元款项再支付给曹某。2021年6月28日，该公司向某科技公司开具了发票，2021年8月9日，某科技公司向该公司支付了30000元。

经审理认为，该案中，曹某向某科技公司主张2020年12月22日承诺的工资及2021年10月份工资，为此提供了与该公司股东常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工资银行流水、《技术咨询服务协议》、发票等证据，上述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达到某科技公司承诺给曹某工资加提成128800元的证明目的，某科技公司虽然否认曹某的诉讼请求，但是其所举证据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综合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在常某于2020年12月22日承诺支付曹某10万元后，曹某多次向常某请求支付，常某均未予否认，据此推定常某予以认可。结合曹某经常某认可向某科技公司发送《技术咨询服务协议》、科技公司依据《技术咨询服务协议》已向曹某支付3万元的事实，可以认定某科技公司下欠曹某工资及提成合计98800元。据此法院判决某科技公司支付原告曹某2021年10月份工资12976.97元、拖欠的工资和提成98800元，合计111776.97元。

判决送达后，某科技公司上诉至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维持原判。（周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