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入伏首日，为赶在8月15日《玉礼乾坤》凌家滩精品文物大展闭幕前，我与爱人约文物工作者钱玉春同行，去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探访，到凌家滩遗址博物馆赏玉。一路上既感受到热气蒸腾熟悉而又陌生“分家兄弟”的新姿，更感受到横空出世的“玉见”美丽和世界级博物馆的大气设计、瑰宝典藏。

 一、看不够的“古先锋”

凌家滩遗址年代距今5800-5200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中心聚落，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性遗址，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关键节点和关键地点。

以凌家滩遗址为代表的凌家滩文化，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文明先锋”。正如严文明先生所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长江下游，凌家滩人是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对于凌家滩，我是熟悉的，因为它地处巢湖—裕溪河流域，凡是巢湖人都知道个大概。我是巢湖人，又在地级巢湖市委机关工作多年，去过那几次。然而，我对凌家滩又是陌生的，因为离最近一次去那已是18年了。

周日上午一大早，我们即从合肥市区出发。从高速一进入含山境，就好奇地张望这区划调整后的城乡变化。“路好找，”钱玉春老师说，“现在专门有个凌家滩道口。”可不，不大一会儿便到。下了道口，县乡公路修得也很宽敞、漂亮，两边的乡村整修一新。几回回梦里回“巢湖”，双手搂定“太湖山”。我在一边观赏，一边寻找一二十年前的记忆，对比现在的变化。不一会便看到不少凌家滩的文化标识，无疑心仪已久的凌家滩到了。

钱玉春老师说，凌家滩属于含山县铜闸镇，遗址总面积220万平方米，核心区原有三个小村，现在联同周边村庄都搬迁了，在这里建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我放慢车速，一边开车一边观赏，只见左侧是一个巨大的玉人雕塑——极具辨识度和美誉度的凌家滩标志。

在游客接待中心看罢宣传片，钱玉春老师说，我们先看墓葬祭祀区原址，那附近还有新的发掘现场，回头再看博物馆里的文物。坐在观光车上，盛夏的太阳照在身上火辣辣的，阵阵南风吹来，又让我们神清气爽兴趣盎然。钱老师说，凌家滩背靠太湖山，前面是裕溪河，我们现在去的遗址就是在一块岗地上。

凌家滩属于微丘陵加田畈，地势起伏不大，最高处的岗地就是当年的发掘处。我们到时，墓葬祭祀原址展示区正在进行参观通道维护。只见20亩左右的土地上是复原的挖掘现场，有一处墓坑还摆放了复制的文物，很逼真的现场让人不禁产生莫名的冲动。有一处还夹杂着一座现代墓碑，似乎暗示当年“墓中墓”“墓下墓”的信息。钱老师告诉我说，文物就是在这儿发现的，埋藏很浅，一米左右。“这么多文物，几千件，就在这不大的地方发现的？”“是的。就在这68座墓葬、1个祭坛中。祭坛占地面积约600平方米，墓葬区面积约1.4万平方米。”这倒冲击了我的想象。

“凌家滩遗址是1985年首次发现的，1987年以来，重要的发掘有16次，发掘面积近万平方米，出土文物3000多件。”钱老师说，“自凌家滩发现至今历任了三个领队，第一个领队是张敬国，第二个领队是吴卫红，现在的领队是张小雷。”

“张敬国老师我认识。我在庐江工作时，我们柯坦那儿有一个城池遗址，传说是周瑜建的，我请他去看过。”我说，“1998年凌家滩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时，那时我在巢湖地委办公室工作。此时，含山属巢湖管辖。得知这一消息，我只是感到厚重的巢湖文化又加重了几分，并未想得更多、更远。2007年发掘出石雕猪（玉猪）时，我还到现场看过。”

“那次发掘轰动全国。”钱老师说。“在这编号为07M23墓中，总计出土器物340余件、玉器约210件、石器101件、可辨识的陶器35件，堪称王者之墓。特别是玉猪长72厘米，重达88公斤，是墓中极为抢眼的。该墓规模大，随葬品多，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的最重要发现之一。”

“是的。”我接过话题说道。“当年市里组织各县区巡回检查，我们来到含山时巧遇这一重大发现，市里特地安排我们到现场参观。记得当我们看到玉猪时都很激动，当时玉猪上还有一些淤泥，我们还用手轻轻拍了拍。只是我们当时满脑子的都是GDP、城市新区、开发区，对考古发掘、文化建设想得不多。”

墓葬祭祀区的西面，是一个正在发掘的“重要遗存区域”，东西向约29米，南北向约27米，发掘深度约2米。可惜周日休息，我们只能透过围栏缝隙看看发掘现场。此处南边是“数字凌家滩馆”，里面屏幕上展示发掘的文物，适时呈现游客点赞的最喜爱文物排行榜，此时排名为：玉龙、玉鹰、玉人、玉勺、玉双连璧。再乘车向南不远，是利用原粮站改建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工作站，里面一些年轻考古工作者正在专心修复刚挖掘出来的“坛坛罐罐”。

十点多，我们终于要到凌家滩遗址博物馆了。这是一座以十字院落为形、仿夯土外墙为骨、以出土玉璜为装饰元素的建筑，静立于遗址公园的中轴线之上，古朴、肃穆、大气，亦具国际范。正在这举办的《玉礼乾坤》凌家滩精品文物展，汇聚了故宫博物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含山县博物馆收藏的凌家滩精品文物。

“玉人、玉璧、玉鹰、玉龙团聚啦！”钱老师兴奋而又感慨地说道。

 二、说不尽的“玉文化”

玉盛东方。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宣传册言：从史前玉礼器到当代国礼，玉器始终镌刻华夏文明（根）基。玉既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载体，更是新时代“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纽带。

作为联通南北、衔系东西的黄金十字，凌家滩在距今5500年时，逐步发展成为整个区域的玉石器制造中心，开启了凌家滩的辉煌时代，由此影响了此后千余年间长江下游社会发展的道路，尊玉观念自此进一步根深于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传统中。

并且，在此前后，在燕山南北和长江下游，涌现出崇玉浪潮，形成红山、凌家滩、良渚三大玉文化中心，它们在交流互鉴中推动史前玉文化发展，共同构建了史前中国的“玉礼器体系”，奠定了“以玉载礼”的文明特征，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我细读简介，感悟到了凌家滩的独有价值。

“石之美者，玉也。”中国考古界泛指玉为各个时代能制造玉器的所有玉材，包括各种温润的石材。玉是凌家滩出土文物中最多、最重要的部分，在种类、形态上开创了一代新风，成为同时代玉器的最重要代表之一，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峰。3000多件出土文物中，玉石器就高达1200多件，其代表性的作品有玉人、玉璧、玉鹰、玉龙、玉猪等。这次试开馆和大展，将其他文物单位收藏的重环玉壁、玉人、玉龙、玉龟等回展，是它们的第一次“回家”，自然也是我们这次追寻的重点。

玉人是凌家滩的代表作，被称为历史的“报信人”。一进入凌家滩考古遗址公园，便看到广场上硕大的蹲（坐）姿态的玉人，还有公园到处可见的大半身玉人雕塑。因此，当进入遗址博物馆，第一眼看到“回家”的玉人真容，不禁让我大吃一惊：玉人这么小啊！竟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高大。展陈介绍玉人身高仅10厘米左右，而且看上去很薄。“正是因为小，当年加工成品才显得不易，并且被发掘出来未被掩藏，更是殊为不易。”爱人回应说。

吴卫红、刘越在《凌家滩》一书中介绍说：凌家滩总共发现八件玉人，其中六件出土于凌家滩两墓之中，每墓三件，形态相同，一为站立姿态，一为蹲（坐）姿态。另在别处还发现2件圆雕、半圆雕残器。前两种玉人长10厘米左右，厚0.5厘米左右，雕刻基本相同，略属半圆雕，正面外凸而背面平整。玉人均为方形脸轮廓，表情严肃，具有神秘感，头顶戴有可能横扎了带子的纵梁冠，弯曲的两臂上以凹弦或凸棱表现出戴有环镯类饰品，十指抚置胸前，明显具有祈祷特征。较平的背部偏上方斜钻一对隧孔，应为绑缚或缝合在某种衣服或片状物上。

凌家滩这六件玉人，这次有三件回展，一件是站立，两件为蹲（坐），双手贴胸，神情虔诚静穆。面对这国宝级文物，面对这看似与三星堆人相像的“国字脸”，我站在那儿细细观赏、啧啧称叹，但怎么也想象不出5500年前凌家滩人是如何打造出来的，这在当今亦属顶级的高端制造啊！我这方面的知识实在是少得可怜，来不及多想，赶快从不同角度拍了玉人的照片，生怕一转身它就不见了。

“凌家滩能造玉人，那玉石从何而来？”我不禁问道。

“来源有多少说法。”钱玉春老师说，“本地玉的可能性较大。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遇到了漂亮的石头，捡回来加工成美好的艺术品或祭品。也有学者认为是北方的文化向南方迁移，随之带来了北方的玉石器。”“还有一说是从中亚、新疆带来的。”爱人接过话题说，“有人认为，东西方交往史中，除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还有一条更为古老的玉石之路。它以和田为中心，向东西两个方向延展。向东，经甘肃、宁夏、山西到达河南、安徽。”

然而，在新石器时期，山高水远，路阻且长，国家尚未形成，有何力量能当玉石勘探、发掘、加工、运输、安保使命？我情愿相信这是本土资源、本土力量使然。因为，含山就有石膏矿、石灰石矿等，而“好石即为玉”，更何况周边的庐江是矿业大县，富含几十种矿。

“你的分析有一定道理。”钱老师说，“据专家勘测，凌家滩墓葬玉器中透闪石玉数量占绝对优势。出土陶器中，可鉴定矿物主要有石英、长石、黑云母、白云母、角闪石、榍石等。”

“那在我们这里找到了这些矿物质吗？如果找到了，不也可以开玉矿吗？或许就可以就近加工，重现当年场景，发扬光大凌家滩玉文化。”我急不可待地说。

“你想的也正是专家所想的。”钱老师说，“据我所知，张敬国老师前些年曾联合省地勘部门在周边进行勘探，并已有一些成果。比如遗址以北5公里处的太湖山产有玛瑙和石英矿石原料，但没有发现透闪石矿。1999年他们在肥东桥头集一带调查发现较多白云岩，初步判断认为是蛇纹石，但是否是透闪石还有疑问。不过，也有一份材料说，白云岩和透闪石等闪石类矿产在肥东、巢湖市、全椒、含山、太湖、铜陵、繁昌、霍山、宿松、凤阳等地均有发现。”

“原来如此，凌家滩有很多未解之谜。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重大谜团：凌家滩文化从何而来？又到了哪里？”

三、流不尽的河湖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育一域文化。凌家滩何以在皖中大地、长江之滨、巢湖流域横空出世？从地理位置细细研究，或许可以加深对“何以凌家滩？”“凌家滩怎么了？”的认识。凌家滩遗址博物馆简介中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凌家滩地处）联通南北、衔系东西的黄金十字。

这是从全国大的地理跨度讲的，凌家滩地处交通“黄金十字”，是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之一。

从跨省地域来看，凌家滩地处长江下游，西有大别山，跨江有皖南丘陵山地田畈，东有宁镇地区的茅山。遗址南距长江、北距淮河直线距离分别为30、150多公里，两者之间为广阔的江淮地区。这是凌家滩之所以能承东接西、互联南北的交通条件。

从流域范围来看，凌家滩遗址北距太湖山约5公里，南部紧邻巢湖一级支流裕溪河（后河），西距巢湖、东距长江的直线距离均约25公里。巢湖、裕溪河、长江，三者联为一体，千万年来，湖水浩荡，穿河不息，汇入长江。这是凌家滩最重要的地理特征。这有机统一的江河湖关系，蕴育出凌家滩文化的最适合幅员和最适宜沃土，也是其被称为巢湖文化、长江文化的最重要依据之一。

从内部安全选址看，凌家滩选建在前有水后有山的岗地-田畈上。这是凌家滩安身立命之所在。避水生存是选址的首要考虑，如何选址？《凌家滩》一书作了详尽分析。书中写道：裕溪河河水自西面的东关（濡须口）一带冲出山口之后，往东不到5公里，有一条太湖山向西南方向延伸的类似长臂半环抱的山岗，有效阻挡了河水向东南凌家滩方向的冲击；而凌家滩人选择其更东约5公里远的另一条山岗为依托，聚落而居。

综合起来看，这就是“何以凌家滩”的地利。吴鹏在《水运与国运》一书中指出，古代文明往往发源于大河的支流，如黄河文明发源于黄河的支流——渭河。用此观点验证凌家滩文化，是一个极其有利的佐证。

但天时、地利、人和兼具才可以造就凌家滩文化，如一者缺失就会造成文明中断。现在人们探究凌家滩文化突然消失之因，主要归集在战争、瘟疫、洪水等方面，然而都无确凿的证据。

我曾经分管过水利工作，对这一块的山川形制、江湖关系是熟悉的。从自然灾害角度来推测，个人倾向于文明毁于大洪水。因为这里的海拔普遍不高，遗址所在的现代最高点长岗海拔近26米，而长岗尽头的两侧滩地海拔为6.7米，可以想象发洪水时往往大部会淹。

巢湖流域有一妇孺皆知的传说：陷巢州、长庐州。地陷的一个传因是，三国魏吴相争，吴国兴建东兴堤，将裕溪河拦腰截断。当遇到洪水较大年份时，这就成了孙吴进攻曹魏的水上武器。而水战破堤之处东关（濡须口）距凌家滩仅6公里。这会否对凌家滩造成冲击？不得而知。再往前的情况则更无史料记载。

最近的例证是1954年水漫凌家滩。当年长江流域遭遇全流域性特大洪水，长江干堤多处溃决，巢湖流域作为泄洪通道，裕溪河水位暴涨，巢湖最高洪水位达12.93米，凌家滩及周边区域大部淹没，因当时遗址尚未发掘，具体淹没深度无精确数据。1991年、2020年亦有很大影响，2020年大水甚至一度漫进凌家滩一展厅至膝盖处，水深约30-40厘米。历史上如此高频率、高强度的洪水，什么样的文明能抵挡？

但凌家滩文化到哪儿了，最后消失了吗？有无“诺亚方舟”载玉远行？个人感觉，它可能换个形式重生了，只不过在当地未留下直接承继的遗存，但对周边的影响却是很大的。凌家滩文化不仅向东影响了良渚文化，在本流域内也有较大的影响。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玉龙的迭现，我曾经在《父子话巢湖》一书中对此进行过比较。

据专家介绍，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开始制作和使用玉龙，东北地区红山文化有“C形龙、玉猪龙”，江淮之间的凌家滩文化有环形龙。到了商周时期，玉器中龙的形象和设计元素有着各种复杂的变化和引进。

仔细看凌家滩的玉龙，和巢湖市放王岗吕柯墓的玉龙、庐江临湖尉的玉龙很相像。当然凌家滩的玉龙是“太爷爷”级的了。

凌家滩玉龙呈首尾相衔的环状，两面刻有相同的纹饰，龙首吻部突出，头顶伸出两角，龙身脊背两面刻有对称的斜线，近尾部对钻一圆孔。但玉质较差、石性较强。

而离这3000多年后的西汉中期，巢湖市放王岗吕柯墓“双阴线鳞纹龙形玉环”，则为新疆和田玉。龙张口露齿，身呈卷曲状，饰双阴线鳞纹，腿边缘饰阴线表示毛发，前后足折曲饰利爪，爪内收贴向身体，尾部内卷，齿尾相连成一环形。这件龙形玉环体现了西汉中期纹饰造型发展的改变，后世的龙纹装饰基本都是这种风格的延续。

再往后200多年的东汉时期庐江临湖尉墓中的“汉单阴线鳞纹形玉龙”，为青白玉质，局部褐色沁，整体呈环形，双片工片状透雕。玉龙张口衔尾，杏眼出梢上钩，耳较大，饰方格纹，脸部以阴线刻画龙须，龙身满布单阴线鳞纹，足、尾饰绞丝纹。龙颈至龙身中部较宽，尾部细。此龙与放王岗吕柯墓玉龙，时代相近、形制相似、风格一致，只是细部纹饰的刻画略有不同。

凌家滩距巢湖市放王岗、庐江临湖尉墓直线距离分别为25、75 公里左右，都在环巢湖边，同属巢湖文化圈。那这三个玉龙的关系是什么？对环巢湖文化多元一体的形成有什么意义？我曾经向有关专家提出建议，对这三条龙关系及玉文化演进进行研究，这或许可以深化对凌家滩文化中断、消失、涅槃的探究。

凌家滩是个神一般的存在，似乎是一夜之间空降到裕溪河畔，现有的文物颠覆了人们的一些认知，感觉她就是一觉刚醒的“插班生”，一冲而为中华文明的“先锋”；她的出土文物更是当代人的追星，馆中“回家”的重环玉璧和由其形成背面形象的北京冬奥会奖牌，是那样的熠熠生辉。但也正因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有太多的谜团，人们对其认识还不一。比如，可称“凌家滩文化”，但能否称“凌家滩文明”？已申报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可否“申遗”？此类疑云，如梦如幻，不时拂在我心间。

今年夏天，雨少略旱，对于巢湖流域来说，是个难得的风调雨顺。烈日炎炎之下，火红的太阳蒸烤着大地，似乎把大气中的杂质蒸净，天空能见度异乎往常，不远处的太湖山青山如黛。猛然间，我想到5000多年前，凌家滩是否也吹着这样的火风，凌家滩人是否也感受这样高的温度？那时他们在干什么，后来又结队到了哪里？是跨河到了巢湖边，分两路走向“薛家岗文化”？还是跨江分三路到了太湖，走向“良渚文化”？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正站在博物馆北门前寻思，爱人招呼我和钱老师说，“快在这儿留一张合影，未来这里定是世界级文物遗址观赏地。”

（文中玉龙、玉人照片均为钱玉春同志所摄）